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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保护规范理论发达了起来，用以判断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在规定何种权利，近来随着司法判例的引入，在学界引发热议。

在对于各种规范的论证过程中，关于正当性问题的论证是非常复杂的。体现法治原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的法治化意指在人们的行为和行动的不同领域，首先要有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必须是制定的好的规则，即所谓良法。

经过层层分解之后，那些看起来种类繁多、量大面广、难以计数的社会规范体系和种类都有了归属。2019年10月29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和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但是，其一，习惯和道德在法律中已经成为行为依据和规范依据，在行政处理、民间调解、司法审判过程中要接受判断和审查。至于如何进一步地判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就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作出具体判断。第四大种类是社会组织自制规范。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常态的、非文字化的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不存在备案之可能，但存在审查之必要。备案与审查都属于有权机关行使立法监督权的内容，备案是存档以备查，是有权机关及时、准确了解规范性文件及其制定情况的方式，便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工作是有权机关行使审查权的基础和前提。遗憾的是，宪法法律不可能完全列举国家重大事项，否则与固有职权的遗漏权属性相矛盾。

为此，三类职权之权源依据的区别，也决定了它们各自论证方法的差异。基于制宪技术、权力类型差异、兜底职权法律发展等方面的切实考虑，宪法法律分散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部分职权。(31)典型实例如1992年全国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主权力依据是《宪法》第62条第10项。在固有职权这一侧面，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具有遗漏权的规范属性

其实，适用必要且适当条款时，也需要美国宪法文本之外更多的内容，比如普通法司法解释或历史实践。据此，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系构成要件，而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则为法效果。

实质上，它摈弃了之前全国人大认为应当的自主赋权模式，确立了必经宪法性说理的论证保留模式。例如，针对《宪法》第89条第18项所定国务院兜底职权(包括制宪者没有列举但性质上属于国务院的职权)，需获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五、固有职权的宪法建构方法相较于附带职权，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附带职权尚可以诉诸一项宪法法律列举的主权力加以锚定，而固有职权却没有这样确切的方向。这些制约因素全部适用于附带职权论证过程，否则目的论解释将成为华丽的文字装饰而丧失实质的证成能力。

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在某种程度上会运用到附带职权论证中的目的论思维方式，因此两者论证方法体系有交叉之处，但两类职权彼此具有排他性，因为它们区隔的核心是权源依据不同。在诸多情形下，结构论解释尚需其他解释资源(甚至是比较法资源)的补充，为新权力的行使寻找具有事实支撑的好的理由。同时，附带职权是拥有具体行动内容而非立法裁量性质的权力，因此它的解释方法就要遵循职权法定(宪定)原则。(52)当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责。

在政治语境中，一直强调宪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和作用。四、附带职权的规范解释方法附带职权是以宪法法律上全国人大列举职权为依据，经由规范的法律解释方法推导而得的那部分权力。

这是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得以提出和阐释的立宪主义国家制度背景。(13)不同于创制性立法，主要对社会中事实规则进行确认的民事立法属于确认性立法。

根据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8条，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针对适当的含义，则需要考虑手段和目的两个方面各自内容的适当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规定也列举了一些重大事项，并规定了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以更好地实施这些职权为目的，全国人大紧密围绕这类职权而采取合理的措施，同时，那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又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就适宜认定为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对于宪法法律列举权力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和附属性，而且附带职权的享有主体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附带职权解释的规范依据只能限于宪法法律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条款，而不包括其他国家机关的列举权力条款。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该条作出了多达14项旨在弥合改革与法治裂痕的授权决定。

通过国家权力的整体性解释给代议机关职权以宽泛的理解，(47)往往是不够的，也存在偏颇。例如，基于人大依法行权的准则，固有职权在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构成体系中具有最后性、兜底性，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力类型，进而行使该职权将负担更重的论证任务。

参见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留》，《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12-1313页。第二种是作为程序主义进路的遵守宪法法律，顾名思义就是指全国人大行使兜底职权，应当遵守宪法法律的规定。

④参见刘政、程湘清等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话》(增订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200页。2010年《选举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具体分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因此，组织法没有必要列举该类辅助性的职权，将其作为附带职权由人大根据实际情况行使即可。立足此认识，并结合全国人大行权实践，下面着力搭建附带职权生成的具体框架。综上，全国人大兜底职权依次由其他列举职权、附带职权和固有职权构成。进而，有论者期待通过程序主义进路(主要是预算审议程序)解决实体标准问题。

如印度宪法没有该类规定，可是印度最高法院在案件中肯认了默示权力，即针对宪法列举权力当中具有宽泛含义的措辞，给予它们狭窄或受限的建构是不适当的，它们必须被解释得足以囊括那些适当且合理地被包含其中的附带事项。甄别可见，必要且适当条款与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必要且适当条款是国会立法权范围意义上的规定，而全国人大附带职权是有具体行动内容的权力，可以通过立法方式将其法定化，但它不同于立法裁量权。

需辨识的是，代议机关附带权力的规范容许性与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或联邦制)没有必然关联。这些结构信息体现在美国宪法文本、宪法史的既定事实当中。

全国人大固有职权与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关系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固有职权的界定内含国家重大事项标准，该标准成为认知和理解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的中介性、标志性概念。虽然法律将该决定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基于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作出了《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在比较法视域，结构论解释也通常被用于解决美国的联邦与各州、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问题。站在为全国人大依法科学行权论证的立场，附带权力主要涉及开放型漏洞，而非隐蔽型漏洞，(27)目的论扩张解释则是填补开放型漏洞的主要方法。(32)不过，附带职权的目的论解释受制于诸多因素，对于超越规范解释方法限度的职权行为，要纳入固有职权考量。目的论解释只是附带职权生成的主导方法，并非全部方法内容。

④有论者针对剩余重大事项提出以合宪原则进行理论推导。2015年《立法法》第13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二)法律授予的其他职权除了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其他职权外，法律有授予全国人大宪法列举职权之外的其他权力。因此，本文使用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概念，往往蕴含其常委会兜底职权(例外情况另作说明)。

除了授予职权的内容存在一定的模糊外，这种模糊性也表现为被授权主体的模糊。(一)固有职权潜藏国家重大事项标准如果将目光投向人大权力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固有职权与具有兜底作用的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存在内在关联。